从历史上看,东汉时期是儒家经学思想笼罩天下的时代,这一点在屈宋辞赋批评史上有充分的体现:当时的文学批评家无论是赞美屈宋还是否定屈宋,所依据的价值尺度都是儒家经学思想。如梁竦既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屈原的匡救国家与忠君之情,对其以死殉国的成仁之举给予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又肯定屈宋辞赋继承《诗经》的讽谏精神,展现出明显的儒家《诗》教观。班固既批评屈原为人“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又批评屈原的辞赋作品没有像《诗经·关雎》那样“哀周道而不伤”。但是他又在其《离骚序》中肯定屈原在辞赋史上的特殊地位,把屈原的辞赋创作同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进行比较,肯定屈原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这样便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王逸一方面搜索屈宋旧籍,补充文献,撰成《楚辞章句》一书,贡献突出;另一方面又依据儒家经传阐发其旨义,把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研究完全纳入了儒家经学的思想体系。其他人如班彪、王充、桓谭、蔡邕等虽然对屈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是其评价尺度都是儒家经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