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融合传统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实验美学最初由费希纳将格式塔心理学引入审美体验研究而创立。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化,该领域相继发展出神经美学、认知美学、认知神经美学、计算美学等多种研究形态。这些美学形态突破了哲学美学“自上而下”的研究传统,开辟了“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路径。通过积累与分析实验数据,实验美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美学研究,揭示了审美过程中大脑的独特活动模式,显著更新了美学研究的理论格局。然而,实验美学仍面临一项重要挑战,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有效解释复杂的审美活动,并实现与哲学美学概念体系的有效对接,从而避免将复杂审美现象简单还原为基本元素的还原主义倾向。未来实验美学需进一步推动内省式哲学思辨与外化式科学实证的深度融合,从而为美学理论的创新注入持续动力。

英雄“唯一弱点”母题呈现出显著的跨文化普遍性,阿喀琉斯、难敌与孙悟空等中外英雄形象均体现出“唯一弱点”的母题,但却在文化逻辑与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阿喀琉斯的脚踵象征宿命与人性脆弱,其死亡凸显希腊英雄主义中个人荣耀与命运抗争的精神;难敌的“罩门”与印度文化中的正法(Dharma)紧密相关,其弱点体现出道德秩序对力量的制约,即英雄行为需服从于伦理与宇宙的法则;孙悟空的“罩门”则源自修行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限制,体现出东方文化对力量、纪律与道德的综合理解。基于文本与语料库的分析,三类英雄的“罩门”不仅推动了叙事冲突,同时也承载了文化价值与伦理意涵,揭示了力量与脆弱共存的普遍心理逻辑。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沉默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探究疯癫在古典时代陷入结构性失声的历史。为了让疯癫言说自身,福柯深入剖析了谵妄这一特殊的话语形式。谵妄不仅是疯人的胡言乱语,在这“第一种谵妄”之下还潜藏着“第二种谵妄”,后者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理性语言。但问题在于,一如德里达对福柯的批判,尝试理解谵妄、让沉默的疯癫言说自身是否可能,又是否重新陷入了用理性压抑疯癫的窠臼之中。在德里达看来,福柯预设了理性与疯癫的二元对立,而真正可行的解决方式是以“延异”取消这一形而上结构,在理性的内部瓦解理性。不过,福柯关于第二种谵妄之为理性语言的洞见可以为他提供一条反驳德里达的可能的辩护路径,因为包蕴于疯癫内部的理性语言,或许正是疯癫与理性尚未二分时让两者得以在其中自由流通、相互交流的“逻各斯”所残存的踪迹。

作为一项技术赋权的传播实践,AI恶作剧超越了单纯的娱乐范畴,深度嵌入现实建构与权力关系,成为一种新型的技术政治实践。它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实现了“拟像”的民主化生产,夺取了现实表征权,动摇了传统的真实性认证体系;其以情感刺激为核心的传播机制替代了公共领域的理性审议,重塑了公众的注意力分配与话语构成方式;同时,借助“娱乐”话语构建的策略性模糊空间,掩盖了其背后的技术暴力与社会偏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该现象所蕴含的四大政治风险:数字人格身份的解构、现代犬儒主义的蔓延、公共资源的耗散以及娱乐工具政治武器化的潜在可能。为应对这些挑战,应致力于构建一种技术标准、制度规范与伦理审查协同演进的敏捷治理体系,通过源头标识、阶梯式责任划分与伦理审查,在技术民主化时代重塑数字信任生态,从而捍卫公共理性与政治传播的秩序基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现代信息技术最新成果的数智融合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思想引领力的提升奠定新的技术基础。它突破了传统思政课教学的时空场域,使昔日“教师-学生”的单线关系被“教师-智能设备-学生”的多边关系所取代,教师多了个“智能助手”而学生多了个“智能老师”,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相向走向智能化,从千篇一律的单向灌输向定制化、个性化和多向互动转型,大学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自主学习并获得及时反馈和个性化指导,增强了学习过程的互动体验,激发了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教学内容的入脑驻心,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两条途径提升了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思想引领力。

我国公法规范中的公共利益,存在概念泛化与利益类型混淆的困境,由此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权责失衡,导致公共利益的功能定位与权利保护原则存在内在张力。公权力主体权力扩张,同时在利益多元化趋势和新兴利益诉求频出的背景下,公共利益与其他类型利益边界趋于模糊,导致权利保护不力。基于明确利益整合与社会共识的功能定位,应当强化公法中公共利益规范设置所具有的“授权-控权”双重逻辑,为权力运行提供合法性基础,并通过比例原则与程序机制等规范约束权力运行。

在线诉讼的兴起为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相较于线下诉讼,在线诉讼具有“空间非同一性”“网络虚拟性”与“异步性”的特征,这对证人应当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隔离作证原则与客观中立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26条虽然确立了证人在线出庭的基本规范,但在条文解释与规范适用上存在明显的局限。当前,证人在线出庭作证面临在线证人证言失真、在线出庭异议审查事由模糊的双重困境。以场域理论与异议权立法论为理论基础,首先需重构不同场域下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评价体系,建立阶梯式证人证言采信规则;其次应以“程序隔离+物理隔离”双轨制,保障在线作证的实质化;最后规范当事人异议权的行使,从而进一步优化证人在线出庭作证制度。

本研究以287名进城老年人为对象,采用文化适应、社会支持、成人素质希望与幸福感量表开展问卷调查,并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讨其文化适应类别、影响因素及其对心理状态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进城老年人的文化适应可归为3类:分离型、同化型和融合型。文化程度对适应类别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初中学历者更倾向于融合型,高中或高职学历者则更可能为融合型或同化型。不同类别老年人在社会支持与希望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融合型老年人得分最高。结果表明,进城老年人群体中可能存在3种文化适应类别,且各类别在社会心理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深入探讨外貌相关身体意象对中学生异常饮食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的中介机制。采用中文版多维身体自我关系 外貌量表、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及进食态度调查表对1610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身体意象、同伴关系与异常饮食行为均显著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同伴关系在身体意象和异常饮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性别调节了身体意象和异常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相较于男生,女生在体重相关身体意象上更容易引发异常饮食行为。为有效降低中学生异常饮食行为的发生率,应着重关注中学生身体自我概念的正确培养以及积极同伴关系的构建,尤其是针对女生在体重相关身体意象方面的引导更需给予充分重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基于东北三省2014—202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 DEA-BCC和 DEA-Malmquist模型分析东北三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并运用 Tobit模型从政府、社会和高校三个维度探察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北三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效率的不足是制约综合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瓶颈,而改善的关键在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省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距,但规模报酬均呈现递增趋势;省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侧重点不同;东北三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受多方因素影响,其中高校自身因素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由此我们建议:因地制宜,探索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新路径;提升高校资源管理能力,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入优化产业结构,探寻多元化的产学研融合发展之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高校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但其深度应用也引发了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如何平衡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的双重视角,对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教学变革进行理性审思。从技术赋能视角出发,剖析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学习、智能化教学辅助、教学过程优化及教学模式升级等核心环节的实践场景与成效,展现了技术对教学效率提升、边界拓展的积极作用。从教育本质视角出发,强调高校教学需坚守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培养、情感联结与价值观塑造、社会适应性与终身学习能力培养等核心价值,警惕技术过度应用导致的教育同质化与人文关怀缺失。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通过“知识-能力-素养”三维培养目标的重构、人机协同教学的模式创新以及立体动态评价体系的革新,实现融合协同,最终构建兼具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新型教学范式,为高校教学变革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汉代玉璧经历了西汉早期、中期、晚期和东汉时期四个大的发展阶段。据玉璧外部形制特点及刻饰纹饰区别,可将现有考古发现的玉璧大体划分为无廓与有廓两类;根据细部特征,将无廓类玉璧分为4型,有廓类玉璧分为3型。两汉时期,得益于治玉工具的革新,其造型与纹饰较之前有显著提升,廓体凤鸟纹饰表明最迟于西汉中期,王朝文化与地方文化完成了整合并凝聚的历史进程。两汉之际,玉璧由之前礼制重器嬗变为世俗性吉祥用器,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集权体制强化所带来的必然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许多成果。尤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各地城市基本建设陆续开展,出土了大量带有典型陶器纹饰的重要遗存,不仅完善了辽西地区乃至我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也丰富了东北亚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内涵。近年来,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在新材料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尤其在有关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燕山南北地区史前与中原地区文化交融、族群谱系和文化谱系对证等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厘清了以往的认识。陶器装饰系统格局的形成、发展,揭示出以辽西地区为代表的东北边疆地区早期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和文化交融碰撞的活跃场景,为更好地展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符号具有深远意义。

国际中文数智教育是数智技术深入融合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型生态,为中文“精准化教”和“个性化学”提供智慧应用服务,并促进教学模式创新,从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际中文教育数智化教学及研究尚在起步,面临理论体系未明、实践应用受限、资源体系不完善、教学模式保障与测评体系缺乏等问题,教学手段及研究方法亦亟待实现数智化转型。国际中文教育与数智技术融合发展构建区域化、本土化的中文数智教学模式乃大势所趋,探究国际中文教育之数智化发展方向,可厘清其面临的问题,进而基于数智理念、模式理论等探寻相应对策,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数智化理论及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面向国内不同专业及学历层次的149名留学生,通过问卷调查来华留学生的中文语言生活概貌,重点分析“中文+专业”留学生与中文专业留学生的语言生活差异,并通过典型“中文+专业”留学生的访谈,探究中文在其专业学习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中文+专业”留学生的中文语言生活以听说方式的日常交际为主,依托于文字的中文阅读、网络交际等频率显著低于中文专业留学生,中文对其专业学习的助力有限。要发挥中文在留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工具功能,需在基础、衔接、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相应的中文环境建设,面向低水平学习者建设具有时代性、多模态、突出汉字地位的中文学习资源,在专业中文教材建设中做好通用中文与专业中文、专业中文与专业知识的衔接,建立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的双向交流互通机制,帮助留学生尽快融入中文世界,提高“中文+专业”留学生的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