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当前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既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需要,也是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把准发展方向、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这一指导思想,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处理“一元指导”与“包容多样”的辩证关系,并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为龙头引领各学科健康发展。面向未来,应从深化“两个结合”、加强队伍建设、融通中西文化资源三个方面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立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方向。从唯物史观视域看,“二为”方向是一个内在贯通、辩证统一的整体,既遵循了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契合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规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立场与实践品格。它不仅回答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为什么人”与“立足何处”的根本问题,也在生成逻辑上巩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治学旨归。站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必须将“二为”方向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格局,统领学科布局与教材体系建设,驱动扎根中国实践的学术创新,推进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构,凝聚胸怀“国之大者”的学术共同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针。其核心内涵体现为“放”与“争”的辩证统一:“百花齐放”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保障多元学术探索的空间;“百家争鸣”以理性交锋为动力,在思想碰撞中探求真理。这一方针并非无原则、无边界的放任,它始终以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为前提,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价值旨归,并严格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双百”方针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指导原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核心动力,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途径。当前进一步贯彻落实 “双百”方针,需要在政治引领、问题导向、制度保障和开放自主等维度协同发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的繁荣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两创”原则的科学内涵表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深化。“两创”原则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把握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坚持和落实“两创”原则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有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夯实历史根基、彰显精神气质,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文化自信与学术自觉,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以文化人的发展目标。新时代新征程上,落实“两创”原则应当从知识体系建构、学术研究应用、教材编写创新、国际话语传播四方面稳步推进,从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新生助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以艺术媒介为核心的、基本的元素,媒介美学的建构是既有逻辑依据又有现实意义的美学课题。媒介美学可以突破之前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中成为定势的“创作—作品—接受”这样的模块,以艺术媒介的贯通功能,而形成新的美学场域。艺术媒介以物性形态为表征,却又不等于创作所用的物质材料。媒介可以视为一个虽以物性呈现,却是动态的、有机的符号体系。媒介不仅存在于作品的物化表现阶段,而且在艺术家感知世界、触摸世界、产生创作冲动的阶段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媒介感和媒介能力是媒介内在化的最主要的主体因素。对于创作思维而言,媒介能力又起着根本的作用。媒介与作品结构的关系,是艺术媒介研究的重要问题。作品结构以媒介来形成,而媒介又以结构形成有机整体。艺术家强盛的媒介能力,在创作的发生阶段就已经将结构酝酿在其中了。

本文为十多年前发表的拙作《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路径探究》一文的续篇,旨在对基于传统语义与思维模式构建的古典艺术理论进行新的阐释与转化。提出针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行深化“学术史”研究意义及现实作用的讨论,终其目的就是基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弘扬其理论价值,实现“学术转型”,从而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的话语。自然,事关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研究,无论是深度,抑或广度都有待得到进一步提升。可谓其“学术史”研究意义之显在:一方面,深化梳理传统理论的历史脉络能够挖掘更多积淀渊博的中国学术知识及其谱系、以更为自主的系统架构引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另一方面,为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学派的艺术理论奠定扎实的基础,进而推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亟须建构一种能够实现“学术转型”的当代艺术理论范式,从而开创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现代语境中的适用之路。

清后期是清代《丧服》诠释研究的集大成与总结阶段,学者在继承乾嘉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别于清前期与中期的鲜明特征。就诠释数量而言,《丧服》诠释著作整体上较之前期有所增长,呈现出丰富多元、种类繁多的局面;就诠释策略而言,以考据为基础的“礼学知识考古”式诠释仍为主导,但文献范围更加广泛;就诠释体式而言,考辨体、疏证体、图解体、表解体等多种样式并存,且新增释例体、笺体、广补体等类型;就诠释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在考证古礼、阐发礼意的同时，往往表现出对郑《注》的高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盛行的经俗对比这一诠释路径历经时代的变迁,再度回归晚清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在《丧服》制服理论层面,学者对《丧服》义例的梳理更为细密,对“三纲”与“亲亲”原则的讨论趋于深入,以张锡恭、夏燮、吴嘉宾、张华理、吴之英等为代表的清代后期学者,共同将清代《丧服》诠释推向了全面总结的历史高度。

张博泉先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立的“中华一体”论,以“一体”为核心范畴,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原创性的解释框架。此理论将统一与分裂共同纳入“一体”予以审视,提出“一体性先于统一性”的命题,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王朝谱系为主线的传统叙事范式。“一体”范畴的确立,源于追问方式从“谁才是中国”向“一体如何形成”的转换。以“一体”的性质为分期标准,张博泉先生提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的历史分期框架,通过对秦统一与元统一的性质区分,建构“统一类型学”,揭示一体从“分”到“合”的演进脉络。在结构层面,“同轨”“同文”“同伦”三个层次由外而内地呈现出一体的制度、文化与心理层面,人禽观向人道观、中外观向一宇观、文野观向文脉观、正闰观向道统观的逐层演进,则揭示出共同体意识观念的生成。此理论以中国历史实际为依据,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框架,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论述之间存在深层的学理对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侵权人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同时要求被侵权人提供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基于证明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的逻辑构造、制度定位可清晰判定,证明责任倒置系实体法对败诉风险的分配规则,因果关系推定则是通过转换证明对象完成事实认定的司法技术,二者属性迥异、适用互斥。司法解释关于被侵权人举证负担的规定,并未动摇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根本立场,其本质应被界定为启动证明责任倒置的前置程序或具体举证责任。这一制度安排既能防范无事实依据的滥诉与不当倒置规则的适用,又能在程序上实现双方举证负担的有序衔接,兼顾诉讼效率与公平。

减刑、假释适用与财产性义务履行情况的关联机制自被制度化以来,已成为解决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重要途径。然而,该机制仍存在“不积极”概念界定不明、正向激励弱化等实体问题,以及证明活动运行受阻、司法机关沟通不畅等程序困境。故有必要从实体和程序双向维度提升其整体效能。一方面,科学界定实体条件,确保财产性义务履行能力的判断活动更具合理性和公正性,提升激励效能供给;另一方面,完善对“有能力而不履行”事实的证明规则,依靠数字化手段推进司法机关在证据信息、案款缴纳等方面的共享互通和互助衔接,并辅之以健全的款项提存、罚金减免程序作为配套跟进,促进程序运行的精确化、高效化和便捷化。

为考察近40 年来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感知变迁,本研究先以78 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考察其对中华文化的自动化评价联结;在此基础上,研究1以78名中老年人为被试,回溯评估其感知到的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的中国人文化自信水平;研究2以748 名大学生为被试,评估其感知到的祖辈、父辈、子辈三代人的文化自信差异。结果发现:大学生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积极的自动化评价联结;中老年人对三个时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感知评分未发现显著差异,但时代间关联随时间间隔增大而减弱;大学生感知到的三代群体文化自信呈现祖辈、父辈、子辈逐渐升高趋势。结果提示,文化自信的感知变迁会因测量层级和评价框架的不同呈现差异化模式。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已广泛嵌入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人机信任成为影响个体接受AI以及开展人机协作的重要心理基础。本研究从提升增益与缓冲损耗两个视角构建双路径模型,考察文化自信影响人机信任的心理机制。研究1以728名大学生为对象,考察集体主义和心智知觉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2以939名大学生为对象,考察感知AI威胁和算法厌恶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文化自信能够正向预测人机信任;在提升增益路径中,文化自信通过增强集体主义倾向并提升心智知觉促进人机信任;在缓冲损耗路径中,文化自信通过降低感知AI威胁,并进一步缓解算法厌恶,减少人机信任损耗。研究表明,文化自信既能够通过激活文化价值取向增强人机信任,也能够通过缓冲消极心理反应维护人机信任,为理解数智时代人机信任的文化心理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建设教育强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工程。本研究运用VOSviewer与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1994—2024年中国知网收录的404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热度呈现“先缓后急再回落”的态势,2022—2023年为热点年。研究热点聚焦于教育强国、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整体呈现出从宏观价值阐释向中微观实践路径转型的趋势。未来研究需在深化基础理论、拓展国际比较、强化实证支撑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构建更具主体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关键举措,是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高校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培养过程呈现出功利化评价规训、标准化知识规训及全景化心智规训的特征。基于福柯规训权力理论,深入剖析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量化规训的成因:工具理性对创新能力测量的价值遮蔽、多元主体对量化管理制度的路径依赖、零和博弈对学生创新人格的内在异化。有效纾解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量化规训,亟须从结果排序到过程叙事重塑评价标准,从边界封闭到跨界融通重构课程体系,从被动规训到主动创新重建制度环境。

基于“新文科适应性”分析视角,选取2020—2025年全国37所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作为研究对象,利用NVivo15进行扎根编码分析,发现该专业新文科适应性略显不足,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偏向传统素养,缺少数字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趋于僵化,模块间缺乏实质性交叉融合;实践活动困于“见习—实习—论文”传统路径;评价机制滞后,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进而提出目标分化、课程融通、实践开放、评价联动的四维协同适应性模型,为推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由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转变提供参考。

在对外汉语教学向国际中文教育转型的过程中,重视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统教学模式,已无法适配新时代文化育人的新需求,文化教学的意义愈发深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精粹,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优质的教学与传播资源。本文以文化回应教学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支撑,阐释了该资源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的价值,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际中文教学存在的不足,提出编写分众化教材、设置分层次课程和开展实践性教学的路径,建立数智化资源平台、培育专业师资队伍及完善多方主体联动的全域保障机制。旨在实现文化资源的教学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创新升级,助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