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东北”视作一个特定地区,考察在唐朝语境下它与中原朝廷的关系,尤其关注这种关系处理中该地社会的走向及由此给后世带来的影响。全文以“东北”为主角,重点考察这一时段它的政治发展和蕴藏其后的趋势。笔者认为正是通过前期周边的开拓,唐朝将其触角伸向了“东北”,并以王朝的实力为依托,力图将“东北”拉进王朝之内,辅以“教化”满足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宏愿,这为后世“东北”挺向“中原”夯实了基础。

作为一种融合传统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实验美学最初由费希纳将格式塔心理学引入审美体验研究而创立。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化,该领域相继发展出神经美学、认知美学、认知神经美学、计算美学等多种研究形态。这些美学形态突破了哲学美学“自上而下”的研究传统,开辟了“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路径。通过积累与分析实验数据,实验美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美学研究,揭示了审美过程中大脑的独特活动模式,显著更新了美学研究的理论格局。然而,实验美学仍面临一项重要挑战,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有效解释复杂的审美活动,并实现与哲学美学概念体系的有效对接,从而避免将复杂审美现象简单还原为基本元素的还原主义倾向。未来实验美学需进一步推动内省式哲学思辨与外化式科学实证的深度融合,从而为美学理论的创新注入持续动力。

在“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责任、使命与担当的背景下,金源文化研究需要给予正确的学术认知与准确的价值判断。金源文化是指金朝初建国的地理区域之文化,应包括金朝建国前史与金朝史在内的大凡金代金源地域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所有历史物象。金源文化研究需要秉持边疆史观、断代史观、整体史观之学术研究路径取向,提升金源文化在中国古代史、金史中的历史地位,实现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同的由中国学界所创新的中国自主的金源文化知识体系的理念与范式,使中国学界的中国自主的金源文化知识体系引领国内外学界研究金源文化的新思潮、新观点、新论断。

英雄“唯一弱点”母题呈现出显著的跨文化普遍性,阿喀琉斯、难敌与孙悟空等中外英雄形象均体现出“唯一弱点”的母题,但却在文化逻辑与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阿喀琉斯的脚踵象征宿命与人性脆弱,其死亡凸显希腊英雄主义中个人荣耀与命运抗争的精神;难敌的“罩门”与印度文化中的正法(Dharma)紧密相关,其弱点体现出道德秩序对力量的制约,即英雄行为需服从于伦理与宇宙的法则;孙悟空的“罩门”则源自修行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限制,体现出东方文化对力量、纪律与道德的综合理解。基于文本与语料库的分析,三类英雄的“罩门”不仅推动了叙事冲突,同时也承载了文化价值与伦理意涵,揭示了力量与脆弱共存的普遍心理逻辑。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列《论语》《孟子》二书为进士科兼经,一力发扬义理之学,推阐“道德性命”之理,天下士人靡然向风。黄庭坚时任北京国子监教授,以为“新学”造士为目标,撰著《论语断篇》与《孟子断篇》以授徒众,既表现出明显的“原经求道,依经立意”的宋学特征,又充分展现了以“荆公新学”为纲领的熙宁官学崇尚义理、不拘门户的治学精神。黄庭坚的《论》《孟》诠释,以“圣学”为其最高鹄的,推崇孔孟、扬雄,倡导以己之心体会圣人之境,以臻于“圣道”的治学方法。详考山谷师承,与荆公新学实不相属,但其能于官学讲义中申发己说,这与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及黄氏与佛教的渊源有着密切关系。

“中和之美”是儒门君子的核心特质,也是儒家教育期望的目标。孔子确立的君子,处于圣人、仁人(高远难及)与小人、凡夫(庸碌切近)之间,是“中和之美”的人格体现,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影响深远。儒门教育以培养具备“中和之美”的君子为目标,结合《论语》《周易》相关记述,君子人格的核心涵义可概括为三重:其一是“于己有恒”。“有恒”是君子坚守仁道、趋近圣人的内在根基,需做到“不易”(守道不改)与“不已”(行仁不懈),此为“中和之美”奠定前提。其二是“于学博文”。君子以“博文约礼”为学之核心,通过广泛学文来充实自身、涵养德性,实现“文质彬彬”的外显形态,超脱一器一用之局限,在修养层面达到“中和之美”。其三是“为政有德”。君子肩负行道行仁的使命,将政治本性理解作“正”,借由《诗》之“兴、观、群、怨”施行教化,最终实现“以德化民”的治国蓝图,这也正是君子以“中和之美”介入现实、践行仁道的方式。

本研究基于双系统理论,采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通过两项实验从回应者视角系统探讨自我损耗与状态共情对大学生公平决策的影响。研究1对60名18~23岁大学生施以非利手写作任务操纵自我损耗,探究自我损耗对大学生公平决策的影响;研究2引入状态共情变量,以110名18~23岁大学生为被试,使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究自我损耗和状态共情对大学生公平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相较于高不公平分配方案,个体更容易接受低不公平分配方案;(2)自我损耗与状态共情均显著提高个体对不公平方案的接受率;(3)在高不公平条件下,自我损耗对接受率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本研究为理解公平决策的心理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对自我损耗的干预以及大学生共情能力的培养具有参考意义。

国际中文数智教育是数智技术深入融合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型生态,为中文“精准化教”和“个性化学”提供智慧应用服务,并促进教学模式创新,从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际中文教育数智化教学及研究尚在起步,面临理论体系未明、实践应用受限、资源体系不完善、教学模式保障与测评体系缺乏等问题,教学手段及研究方法亦亟待实现数智化转型。国际中文教育与数智技术融合发展构建区域化、本土化的中文数智教学模式乃大势所趋,探究国际中文教育之数智化发展方向,可厘清其面临的问题,进而基于数智理念、模式理论等探寻相应对策,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数智化理论及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现实与虚构的辩证关系作为叙事形态支撑起了班宇小说的骨架,通过现实与虚构作为正题与反题的辩证和转换,班宇使小说抵达了对内心真实这一合题的追求。现实与虚构的正反合中对内心真实的揭示使班宇的小说成为寓言,同时也将其精神主体凸显。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创作主体的班宇和叙事主体一同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课程思政是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思政元素与课程目标深度融合,进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课堂教学离不开情境,课程思政也需要优质的教学情境。真实问题情境是源于现实生活、社会实际或特定领域中真实存在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场景或处境。真实问题情景教学体现生成式、开放式和问题式教学理念。创设真实问题情境对突破课程思政建设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深化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认知,有利于实现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教学,有利于提升高校课程思政的育人活力。基于真实问题情境的课程思政建设应精选真实问题,创设优质的问题情境;立足课程效果,系统构建教学实施体系;强化校内外保障,营造高校课程思政的良好生态。

“中文+STEM”教育是面向外国学习者将中文与STEM 教育有机融合的创新教育模式,有助于培养兼具国际情怀、中文能力与新质特征的国际中文新质人才。其中,国际情怀积蓄了人才成长的内在底蕴,体现出全球视野、跨文化能力、国际理解与沟通能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文能力是学习者认识并理解中国、获取跨学科专业知识的工具,涉及语言知识、语言技能与语用策略;新质特征体现为未来人才学习力、思辨力、创新力、实践力与数智力的深度融通。以往“中文+STEM”教育主要有“以中文贯通STEM”“以主题贯通中文和STEM”“在基础中文之上贯通中文和STEM”三种融合模式,在强化中文应用、深化国际理解、促进全人发展等方面凸显优势。未来应从顶层设计、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三方面推动“中文+STEM”教育发展,加速培养面向未来、服务世界的国际中文新质人才。

情感在场对高校专业课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意义重大。当前,高校专业课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面临三重情感缺席困境:一是部分教师受限于对“知识”的狭隘理解,将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割裂,滋生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情感抵触;二是部分教师混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功能定位,陷入课程思政建设“思政课化”的能力焦虑;三是部分教师缺乏对学生思政情感诉求的研判,导致课程思政建设缺失充分的情感交流。摆脱上述困境,需着力构筑课程思政建设的情感生态。其中,党建部门、学工处、思政课教师等应与专业课教师多方联动,助力教师提升思政情感素养、精准定位学生的思政情感诉求、推进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情感化”二次开发,最终实现课程思政建设从情感缺席转向情感返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现代信息技术最新成果的数智融合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思想引领力的提升奠定新的技术基础。它突破了传统思政课教学的时空场域,使昔日“教师-学生”的单线关系被“教师-智能设备-学生”的多边关系所取代,教师多了个“智能助手”而学生多了个“智能老师”,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相向走向智能化,从千篇一律的单向灌输向定制化、个性化和多向互动转型,大学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自主学习并获得及时反馈和个性化指导,增强了学习过程的互动体验,激发了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教学内容的入脑驻心,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两条途径提升了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思想引领力。

数智技术推动了全球教育变革,也为国际中文教育注入了新活力。本文简要梳理了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的三个阶段:电化教育、数字教育、数智教育。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梳理和实践观察,分析数智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的现存问题,包括教育公平短板、虚拟空间功能不足、技术与教学融合不深、知识传递精准度与趣味性欠缺、学习者能力培养不全面。据此提出五条发展对策:数智技术助力教育公平、数智技术重构学习空间、数智技术再造教育模式、数智技术优化知识讲解、数智技术促进学习者发展。这些对策可为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两个课堂”融合是实现思政课教学目标政治性与教学内容时代性、问题导向性的课程特点与实践归属性的课程指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性与学生成长的规律性的必然要求。数智技术通过整合教学资源、贯通教学过程与促进协同育人,为突破“两个课堂”时空限制提供了可能,但目前仍存在教学时序刚性限制、教学空间封闭、教学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及立体时空观构建阻碍等壁垒。为此,应从时间延展、空间拓展和时空交互三个维度创新“两个课堂”融合路径,以形成贯通古今、虚实结合、协同育人的思政教育新生态。

作为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第二个结合”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价值与路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彼此契合,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同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彼此契合。价值意蕴:挖掘体育教学隐形元素的应然之举,增强体育课堂文化主体性的应行之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实践路径:夯实课程基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与课程体系的有机融入;融入思政精华,加强对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塑造;提升教师素养,深化其对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理解。

我国公法规范中的公共利益,存在概念泛化与利益类型混淆的困境,由此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权责失衡,导致公共利益的功能定位与权利保护原则存在内在张力。公权力主体权力扩张,同时在利益多元化趋势和新兴利益诉求频出的背景下,公共利益与其他类型利益边界趋于模糊,导致权利保护不力。基于明确利益整合与社会共识的功能定位,应当强化公法中公共利益规范设置所具有的“授权-控权”双重逻辑,为权力运行提供合法性基础,并通过比例原则与程序机制等规范约束权力运行。

基于东北三省2014—202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 DEA-BCC和 DEA-Malmquist模型分析东北三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并运用 Tobit模型从政府、社会和高校三个维度探察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北三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效率的不足是制约综合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瓶颈,而改善的关键在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省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距,但规模报酬均呈现递增趋势;省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侧重点不同;东北三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受多方因素影响,其中高校自身因素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由此我们建议:因地制宜,探索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新路径;提升高校资源管理能力,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入优化产业结构,探寻多元化的产学研融合发展之路。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沉默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探究疯癫在古典时代陷入结构性失声的历史。为了让疯癫言说自身,福柯深入剖析了谵妄这一特殊的话语形式。谵妄不仅是疯人的胡言乱语,在这“第一种谵妄”之下还潜藏着“第二种谵妄”,后者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理性语言。但问题在于,一如德里达对福柯的批判,尝试理解谵妄、让沉默的疯癫言说自身是否可能,又是否重新陷入了用理性压抑疯癫的窠臼之中。在德里达看来,福柯预设了理性与疯癫的二元对立,而真正可行的解决方式是以“延异”取消这一形而上结构,在理性的内部瓦解理性。不过,福柯关于第二种谵妄之为理性语言的洞见可以为他提供一条反驳德里达的可能的辩护路径,因为包蕴于疯癫内部的理性语言,或许正是疯癫与理性尚未二分时让两者得以在其中自由流通、相互交流的“逻各斯”所残存的踪迹。

在实证主义取向下的行为主义儿童发展理论中,儿童自身的活动在其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往往是被忽视的。儿童发展的活动理论尤其是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活动理论与我国儿童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理论,对于儿童自身的活动在其发展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但已有儿童发展理论对于“儿童活动究竟是什么、儿童活动的本质是什么”讨论得还不够充分,没有能够明确确立儿童实践活动发展观。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一步来审视儿童活动:儿童活动本质上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主体能动性活动即儿童实践活动;儿童实践活动是儿童发展的动力源泉,决定了儿童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儿童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儿童的发展。这一儿童实践活动发展观的明确确立对儿童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地位与方法学意义。

深入探讨外貌相关身体意象对中学生异常饮食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的中介机制。采用中文版多维身体自我关系 外貌量表、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及进食态度调查表对1610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身体意象、同伴关系与异常饮食行为均显著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同伴关系在身体意象和异常饮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性别调节了身体意象和异常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相较于男生,女生在体重相关身体意象上更容易引发异常饮食行为。为有效降低中学生异常饮食行为的发生率,应着重关注中学生身体自我概念的正确培养以及积极同伴关系的构建,尤其是针对女生在体重相关身体意象方面的引导更需给予充分重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近年来,在中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俄两国致力于加强彼此间的教育合作,中国留学生成为俄罗斯高等教育的重要对象。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体,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的真实生活体验能够修正其赴俄前对俄罗斯形象的虚拟认知,从而更有效地展现俄罗斯形象的真实面貌,他们的观点也将影响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整体印象。本文以国家形象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家品牌指数理论,通过对在俄中国留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新时期在俄中国留学生对俄罗斯的总体形象认知良好,但也存在部分负面印象。影响在俄中国留学生对俄形象认知的因素主要有中俄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对比反差,俄罗斯高校对留学生正向认知环境的塑造行为,以及中国留学生获取俄罗斯相关信息的多元认知渠道,等等。

莫言从创作之初,就努力摆脱其固有语言模式的藩篱,建立了强烈的言语意识,强化对语言本体的塑造,不落传统窠臼。他尊重自己的直觉,敢于放大自己的感觉,打通视觉、听觉、嗅觉等不同感觉的界限,寻找各类感官与语言的全新组合,使具有符号属性的小说语言具备了“感官能见度”。莫言运用绘画般的叙事语言,赋予自然风光浓郁色彩,人物塑造栩栩如生。壮美的红色、神秘的蓝色、清冷的紫色、沉郁的绿色,众多的色彩铺陈展开,通过极具张力的语言表达赋万物以生命。他充分利用通感的手法,使植物可以有呼吸、有心跳;动物也可以有情感,继而成为人某种情感的化身,真实地将场景化的形象作为一种视觉装置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语言的“感官能见度”呈示出莫言小说的“可视化”诗学。

汉代玉璧经历了西汉早期、中期、晚期和东汉时期四个大的发展阶段。据玉璧外部形制特点及刻饰纹饰区别,可将现有考古发现的玉璧大体划分为无廓与有廓两类;根据细部特征,将无廓类玉璧分为4型,有廓类玉璧分为3型。两汉时期,得益于治玉工具的革新,其造型与纹饰较之前有显著提升,廓体凤鸟纹饰表明最迟于西汉中期,王朝文化与地方文化完成了整合并凝聚的历史进程。两汉之际,玉璧由之前礼制重器嬗变为世俗性吉祥用器,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集权体制强化所带来的必然变化。

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是助力中文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关键。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下设雅西欧亚学校孔子课堂和森诺博经济高中孔子课堂,其中文学习者规模较大且生源稳定,中文教学在课程设置和师资建设方面本土化程度较高。为充分发挥这两所孔子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本文以其为个案研究对象,采用在地化的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其中文教育发展进行历时与共时考察,以期深刻理解中文教育发展动因和现状,探索罗马尼亚国民教育体系内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路径:争取语言决策者的支持,推动罗马尼亚中文教师资格证考试,加速本土中文教学大纲的推广与应用,使罗马尼亚中文教育事业顺势而为、有人可为、有章可循。

作为一项技术赋权的传播实践,AI恶作剧超越了单纯的娱乐范畴,深度嵌入现实建构与权力关系,成为一种新型的技术政治实践。它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实现了“拟像”的民主化生产,夺取了现实表征权,动摇了传统的真实性认证体系;其以情感刺激为核心的传播机制替代了公共领域的理性审议,重塑了公众的注意力分配与话语构成方式;同时,借助“娱乐”话语构建的策略性模糊空间,掩盖了其背后的技术暴力与社会偏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该现象所蕴含的四大政治风险:数字人格身份的解构、现代犬儒主义的蔓延、公共资源的耗散以及娱乐工具政治武器化的潜在可能。为应对这些挑战,应致力于构建一种技术标准、制度规范与伦理审查协同演进的敏捷治理体系,通过源头标识、阶梯式责任划分与伦理审查,在技术民主化时代重塑数字信任生态,从而捍卫公共理性与政治传播的秩序基础。

将通用性设计理论运用到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中,以大学体育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内容整合的方式和方法为重点,探索教学各环节课程思政内容的有效挖掘与融合策略。通过规范教学程序,从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与教学评价设计四个方面探究大学体育各环节中思政内容的挖掘及融合方式,提炼课堂教学与课外体育锻炼的思政内容,逐步建立标准化的教学设计模板,将学生思想政治水平、体质测试水平与专项技术能力的综合结果,作为大学体育课程合格的必要条件,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由于工具理性以及个人主义理念的浸润与影响,身份共同体成员订立并通过协议形塑和调适身份关系是身份秩序生成和维系的重要依据。《民法典》虽然对身份领域可协议事项予以碎片化确认,但并未对其内涵及外延给予概念化界定。廓清身份关系协议的确切所指,是正确理解和适用涉身份关系协议规范的基础前提。就内涵而言,身份关系协议是身份人以合意为基础缔结的发生身份法效果的协议;就外延而言,身份关系协议包括纯粹的身份关系协议以及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同居关系协议宜目的性扩张解释为身份关系协议。没有受法律拘束的效果意思的身份合意不是身份关系协议,不为身份法所评价。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高校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但其深度应用也引发了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如何平衡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的双重视角,对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教学变革进行理性审思。从技术赋能视角出发,剖析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学习、智能化教学辅助、教学过程优化及教学模式升级等核心环节的实践场景与成效,展现了技术对教学效率提升、边界拓展的积极作用。从教育本质视角出发,强调高校教学需坚守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培养、情感联结与价值观塑造、社会适应性与终身学习能力培养等核心价值,警惕技术过度应用导致的教育同质化与人文关怀缺失。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通过“知识-能力-素养”三维培养目标的重构、人机协同教学的模式创新以及立体动态评价体系的革新,实现融合协同,最终构建兼具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新型教学范式,为高校教学变革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面向国内不同专业及学历层次的149名留学生,通过问卷调查来华留学生的中文语言生活概貌,重点分析“中文+专业”留学生与中文专业留学生的语言生活差异,并通过典型“中文+专业”留学生的访谈,探究中文在其专业学习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中文+专业”留学生的中文语言生活以听说方式的日常交际为主,依托于文字的中文阅读、网络交际等频率显著低于中文专业留学生,中文对其专业学习的助力有限。要发挥中文在留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工具功能,需在基础、衔接、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相应的中文环境建设,面向低水平学习者建设具有时代性、多模态、突出汉字地位的中文学习资源,在专业中文教材建设中做好通用中文与专业中文、专业中文与专业知识的衔接,建立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的双向交流互通机制,帮助留学生尽快融入中文世界,提高“中文+专业”留学生的培养质量。

萨利·鲁尼,当代欧美文学界备受瞩目的新星,其代表作《正常人》以爱尔兰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背景,探讨了千禧一代女性的自我认知与成长问题。文章基于福柯的规训凝视理论,结合拉康、穆尔维、波伏娃等学者的凝视理论和女性主义观点,从家庭、社会与自我三个凝视角度深入剖析女主玛丽安的身份认同危机,揭示男性凝视的规训与制约对女性造成的创伤性影响。同时通过分析玛丽安在情感关系与自我成长进程中对父权制下男性凝视的反抗与消解,呈现其从被动的被凝视者到主动掌控凝视权力、实现自我救赎、构建独立自主身份地位的复杂转变过程。

本文采用生涯成熟度量表、学习动机量表、正性情绪量表对1074名初中生的期末成绩进行调查分析,考察生涯成熟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生涯成熟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学习动机在生涯成熟度与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初中生正性情绪在模型的直接路径和模型后半段路径之间起调节作用。因此,培养生涯成熟度、激发学习动机和正性情绪对提升初中生学业成绩有重要意义。

数智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私法赋权、行政监督、刑事制裁的补充,能够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以及国家利益予以有效保护。由于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检察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混乱的现象,不仅削弱《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鉴于此,有必要根据法制统一原则,以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为契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优化诉前监督形式,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统一公共利益判断标准、分类保障案件线

索来源、类型化监督对象,推动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发展。

为明确文化距离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文化自信和文化智力在其中的作用,采用问卷法对755名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感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文化自信和文化智力在文化距离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从积极视角出发,探讨了文化距离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揭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智力在个体心理社会适应中的保护和支持作用。研究结果强调了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自信和文化智力对于维护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

在线诉讼的兴起为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相较于线下诉讼,在线诉讼具有“空间非同一性”“网络虚拟性”与“异步性”的特征,这对证人应当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隔离作证原则与客观中立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26条虽然确立了证人在线出庭的基本规范,但在条文解释与规范适用上存在明显的局限。当前,证人在线出庭作证面临在线证人证言失真、在线出庭异议审查事由模糊的双重困境。以场域理论与异议权立法论为理论基础,首先需重构不同场域下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评价体系,建立阶梯式证人证言采信规则;其次应以“程序隔离+物理隔离”双轨制,保障在线作证的实质化;最后规范当事人异议权的行使,从而进一步优化证人在线出庭作证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许多成果。尤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各地城市基本建设陆续开展,出土了大量带有典型陶器纹饰的重要遗存,不仅完善了辽西地区乃至我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也丰富了东北亚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内涵。近年来,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在新材料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尤其在有关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燕山南北地区史前与中原地区文化交融、族群谱系和文化谱系对证等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厘清了以往的认识。陶器装饰系统格局的形成、发展,揭示出以辽西地区为代表的东北边疆地区早期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和文化交融碰撞的活跃场景,为更好地展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符号具有深远意义。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核心概念signifant与signifié,被长期中译成“能指”与“所指”,至于为何这样中译,却几乎未见有探讨原因的专门论述。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对译名在汉语学界的产生和通行,是受到了佛典中围绕“能/所”义理而形成的术语的影响。中译的这一词源证据,揭示出语言不直通事物这一语言论基本原理,并在艺术创造中得到了清晰的证明,因为艺术创造就是艺术语言创造意义的过程。对这一事实的澄清,不仅有助于在文论与美学等人文理论学术中更透彻地理解语言论学理,而且有助于在追源意义上深化相关教材编写的立意。

从历史上看,东汉时期是儒家经学思想笼罩天下的时代,这一点在屈宋辞赋批评史上有充分的体现:当时的文学批评家无论是赞美屈宋还是否定屈宋,所依据的价值尺度都是儒家经学思想。如梁竦既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屈原的匡救国家与忠君之情,对其以死殉国的成仁之举给予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又肯定屈宋辞赋继承《诗经》的讽谏精神,展现出明显的儒家《诗》教观。班固既批评屈原为人“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又批评屈原的辞赋作品没有像《诗经·关雎》那样“哀周道而不伤”。但是他又在其《离骚序》中肯定屈原在辞赋史上的特殊地位,把屈原的辞赋创作同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进行比较,肯定屈原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这样便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王逸一方面搜索屈宋旧籍,补充文献,撰成《楚辞章句》一书,贡献突出;另一方面又依据儒家经传阐发其旨义,把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研究完全纳入了儒家经学的思想体系。其他人如班彪、王充、桓谭、蔡邕等虽然对屈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是其评价尺度都是儒家经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