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东北”视作一个特定地区,考察在唐朝语境下它与中原朝廷的关系,尤其关注这种关系处理中该地社会的走向及由此给后世带来的影响。全文以“东北”为主角,重点考察这一时段它的政治发展和蕴藏其后的趋势。笔者认为正是通过前期周边的开拓,唐朝将其触角伸向了“东北”,并以王朝的实力为依托,力图将“东北”拉进王朝之内,辅以“教化”满足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宏愿,这为后世“东北”挺向“中原”夯实了基础。

本研究基于双系统理论,采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通过两项实验从回应者视角系统探讨自我损耗与状态共情对大学生公平决策的影响。研究1对60名18~23岁大学生施以非利手写作任务操纵自我损耗,探究自我损耗对大学生公平决策的影响;研究2引入状态共情变量,以110名18~23岁大学生为被试,使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究自我损耗和状态共情对大学生公平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相较于高不公平分配方案,个体更容易接受低不公平分配方案;(2)自我损耗与状态共情均显著提高个体对不公平方案的接受率;(3)在高不公平条件下,自我损耗对接受率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本研究为理解公平决策的心理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对自我损耗的干预以及大学生共情能力的培养具有参考意义。

在“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责任、使命与担当的背景下,金源文化研究需要给予正确的学术认知与准确的价值判断。金源文化是指金朝初建国的地理区域之文化,应包括金朝建国前史与金朝史在内的大凡金代金源地域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所有历史物象。金源文化研究需要秉持边疆史观、断代史观、整体史观之学术研究路径取向,提升金源文化在中国古代史、金史中的历史地位,实现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同的由中国学界所创新的中国自主的金源文化知识体系的理念与范式,使中国学界的中国自主的金源文化知识体系引领国内外学界研究金源文化的新思潮、新观点、新论断。

数智技术推动了全球教育变革,也为国际中文教育注入了新活力。本文简要梳理了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的三个阶段:电化教育、数字教育、数智教育。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梳理和实践观察,分析数智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的现存问题,包括教育公平短板、虚拟空间功能不足、技术与教学融合不深、知识传递精准度与趣味性欠缺、学习者能力培养不全面。据此提出五条发展对策:数智技术助力教育公平、数智技术重构学习空间、数智技术再造教育模式、数智技术优化知识讲解、数智技术促进学习者发展。这些对策可为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中文+STEM”教育是面向外国学习者将中文与STEM 教育有机融合的创新教育模式,有助于培养兼具国际情怀、中文能力与新质特征的国际中文新质人才。其中,国际情怀积蓄了人才成长的内在底蕴,体现出全球视野、跨文化能力、国际理解与沟通能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文能力是学习者认识并理解中国、获取跨学科专业知识的工具,涉及语言知识、语言技能与语用策略;新质特征体现为未来人才学习力、思辨力、创新力、实践力与数智力的深度融通。以往“中文+STEM”教育主要有“以中文贯通STEM”“以主题贯通中文和STEM”“在基础中文之上贯通中文和STEM”三种融合模式,在强化中文应用、深化国际理解、促进全人发展等方面凸显优势。未来应从顶层设计、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三方面推动“中文+STEM”教育发展,加速培养面向未来、服务世界的国际中文新质人才。

数智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私法赋权、行政监督、刑事制裁的补充,能够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以及国家利益予以有效保护。由于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检察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混乱的现象,不仅削弱《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鉴于此,有必要根据法制统一原则,以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为契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优化诉前监督形式,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统一公共利益判断标准、分类保障案件线

索来源、类型化监督对象,推动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发展。

祝尧关于屈宋辞赋的批评,主要见于其《古赋辨体》一书。该书从多个层面对屈宋辞赋进行探讨:一是对屈原辞赋体制进行专门辨析,重点是对《离骚》《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辨析。二是对宋玉辞赋体制的专门辨析,重点是对《九辩》一文的辨析,以赋、比、兴为基本辨析尺度和方法,按照赋的九个层次逐层分析。三是同时对屈宋之楚辞体进行整体辨析,首先从屈宋并称的角度对其辞赋进行总体辨析,然后重点论述屈原与宋玉之关系,揭示屈宋并称的事实根据,并且将屈原辞赋与荀子辞赋进行比较,突出屈原的成就和地位。四是结合对后世各个时代辞赋的辨析,深化屈宋辞赋批评:一则逐次对两汉辞赋、三国六朝辞赋、唐代辞赋、宋代辞赋进行体制辨析;二则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辞赋创作状况,揭示屈宋辞赋的影响,并且辨析前后之间的源流关系。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列《论语》《孟子》二书为进士科兼经,一力发扬义理之学,推阐“道德性命”之理,天下士人靡然向风。黄庭坚时任北京国子监教授,以为“新学”造士为目标,撰著《论语断篇》与《孟子断篇》以授徒众,既表现出明显的“原经求道,依经立意”的宋学特征,又充分展现了以“荆公新学”为纲领的熙宁官学崇尚义理、不拘门户的治学精神。黄庭坚的《论》《孟》诠释,以“圣学”为其最高鹄的,推崇孔孟、扬雄,倡导以己之心体会圣人之境,以臻于“圣道”的治学方法。详考山谷师承,与荆公新学实不相属,但其能于官学讲义中申发己说,这与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及黄氏与佛教的渊源有着密切关系。

将通用性设计理论运用到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中,以大学体育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内容整合的方式和方法为重点,探索教学各环节课程思政内容的有效挖掘与融合策略。通过规范教学程序,从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与教学评价设计四个方面探究大学体育各环节中思政内容的挖掘及融合方式,提炼课堂教学与课外体育锻炼的思政内容,逐步建立标准化的教学设计模板,将学生思想政治水平、体质测试水平与专项技术能力的综合结果,作为大学体育课程合格的必要条件,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为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第二个结合”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价值与路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彼此契合,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同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彼此契合。价值意蕴:挖掘体育教学隐形元素的应然之举,增强体育课堂文化主体性的应行之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实践路径:夯实课程基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与课程体系的有机融入;融入思政精华,加强对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塑造;提升教师素养,深化其对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理解。

情感在场对高校专业课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意义重大。当前,高校专业课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面临三重情感缺席困境:一是部分教师受限于对“知识”的狭隘理解,将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割裂,滋生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情感抵触;二是部分教师混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功能定位,陷入课程思政建设“思政课化”的能力焦虑;三是部分教师缺乏对学生思政情感诉求的研判,导致课程思政建设缺失充分的情感交流。摆脱上述困境,需着力构筑课程思政建设的情感生态。其中,党建部门、学工处、思政课教师等应与专业课教师多方联动,助力教师提升思政情感素养、精准定位学生的思政情感诉求、推进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情感化”二次开发,最终实现课程思政建设从情感缺席转向情感返场。

课程思政是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思政元素与课程目标深度融合,进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课堂教学离不开情境,课程思政也需要优质的教学情境。真实问题情境是源于现实生活、社会实际或特定领域中真实存在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场景或处境。真实问题情景教学体现生成式、开放式和问题式教学理念。创设真实问题情境对突破课程思政建设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深化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认知,有利于实现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教学,有利于提升高校课程思政的育人活力。基于真实问题情境的课程思政建设应精选真实问题,创设优质的问题情境;立足课程效果,系统构建教学实施体系;强化校内外保障,营造高校课程思政的良好生态。

“两个课堂”融合是实现思政课教学目标政治性与教学内容时代性、问题导向性的课程特点与实践归属性的课程指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性与学生成长的规律性的必然要求。数智技术通过整合教学资源、贯通教学过程与促进协同育人,为突破“两个课堂”时空限制提供了可能,但目前仍存在教学时序刚性限制、教学空间封闭、教学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及立体时空观构建阻碍等壁垒。为此,应从时间延展、空间拓展和时空交互三个维度创新“两个课堂”融合路径,以形成贯通古今、虚实结合、协同育人的思政教育新生态。

“中和之美”是儒门君子的核心特质,也是儒家教育期望的目标。孔子确立的君子,处于圣人、仁人(高远难及)与小人、凡夫(庸碌切近)之间,是“中和之美”的人格体现,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影响深远。儒门教育以培养具备“中和之美”的君子为目标,结合《论语》《周易》相关记述,君子人格的核心涵义可概括为三重:其一是“于己有恒”。“有恒”是君子坚守仁道、趋近圣人的内在根基,需做到“不易”(守道不改)与“不已”(行仁不懈),此为“中和之美”奠定前提。其二是“于学博文”。君子以“博文约礼”为学之核心,通过广泛学文来充实自身、涵养德性,实现“文质彬彬”的外显形态,超脱一器一用之局限,在修养层面达到“中和之美”。其三是“为政有德”。君子肩负行道行仁的使命,将政治本性理解作“正”,借由《诗》之“兴、观、群、怨”施行教化,最终实现“以德化民”的治国蓝图,这也正是君子以“中和之美”介入现实、践行仁道的方式。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法治保障。通过对399份涉民营企业单位犯罪一审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适用对象上法定代表人与实际责任人错位;适用方式上对人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标准不统一,对物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泛化;适用理由上逻辑证明不充分和法律依据模糊;适用结果上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民营企业破产率过高。为此,应当从适用对象的精准界定、适用方式的有效优化、适用理由的严格规范以及适用结果的科学评估四个方面完善民营企业单位犯罪刑事强制措施适用制度,以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企业存续的有机

统一。

在实证主义取向下的行为主义儿童发展理论中,儿童自身的活动在其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往往是被忽视的。儿童发展的活动理论尤其是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活动理论与我国儿童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理论,对于儿童自身的活动在其发展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但已有儿童发展理论对于“儿童活动究竟是什么、儿童活动的本质是什么”讨论得还不够充分,没有能够明确确立儿童实践活动发展观。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一步来审视儿童活动:儿童活动本质上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主体能动性活动即儿童实践活动;儿童实践活动是儿童发展的动力源泉,决定了儿童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儿童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儿童的发展。这一儿童实践活动发展观的明确确立对儿童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地位与方法学意义。

由于工具理性以及个人主义理念的浸润与影响,身份共同体成员订立并通过协议形塑和调适身份关系是身份秩序生成和维系的重要依据。《民法典》虽然对身份领域可协议事项予以碎片化确认,但并未对其内涵及外延给予概念化界定。廓清身份关系协议的确切所指,是正确理解和适用涉身份关系协议规范的基础前提。就内涵而言,身份关系协议是身份人以合意为基础缔结的发生身份法效果的协议;就外延而言,身份关系协议包括纯粹的身份关系协议以及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同居关系协议宜目的性扩张解释为身份关系协议。没有受法律拘束的效果意思的身份合意不是身份关系协议,不为身份法所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