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佛岩摩崖造像主体开凿于明永乐元年至十年（1403—1412），是大足石刻年代标尺清晰的明代早期小型石窟。造像 14 龛，主要题材以净土信仰为核心，包含十二光佛、西方三圣、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千佛、地藏、观音、过去七佛等。该处造像对完善大足石刻造像序列，研究明代川东地区净土信仰传播、民间佛教艺术以及巴蜀石窟转型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广元观音岩摩崖造像位于金牛古道要冲，分南、北崖两区，计 131 龛，为唐代川北重要佛教遗存。根据最新调查，结合龛位打破关系、造像特征与 26 则纪年题记观察造像崖面，可将遗存划分为六组，开凿时间可分为三期五段，上起开元，下至唐末。其间历经了两次开凿高峰与两次低潮，脉络清晰。功德主以异地商人群体为核心，印证了该造像群与蜀道交通的深度关联及鲜明的民间商业属性。

12 世纪末，自柳本尊佛教在长江上游的川东兴起以来，该教将“设像行道”作为向民间渗透的重要手段。《圆觉经变》是宋代中国佛教艺术中比较流行的题材之一，柳本尊佛教对这一题材的借用，一方面，反映了该教对时代宗教文化和信仰思潮的追随；另一方面，体现了该教在民间传播过程中对确立自身内涵的重视。

经幢形瘗龛在南充市共发现 4 龛，其中大像山石窟 3 龛，白山崖墓 1 龛，皆开凿于宋代，这 4龛中的方形穴主要用于放置佛教信众的骨殖。大像山石窟第 18 龛主要依据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雕凿，幢身仅刻咒语，除与刻经时代风气日趋简略相关外，还与经幢的高度和面数，及与咒语的重要功能有较大关系。经幢形瘗龛的出现与当时地狱信仰的盛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破地狱功能及功能分区与墓幢的使用息息相关。

敦煌晚期石窟（曹氏晚期、沙州回鹘、西夏、元）的分期断代，是近年来敦煌石窟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瓶颈所在，分歧较大，甚至出现完全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综观学术界的研究，制约敦煌晚期洞窟分期断代的核心因素有四 ：“绿壁画”的时代归属 ；沙州回鹘艺术的源流 ；洞窟游人题记与洞窟营建之间的关系 ；北区洞窟出土物的时代与莫高窟西夏、元时期营建的关系。解决好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清除敦煌晚期洞窟分期断代路上的拦路虎。仔细梳理可发现，此四个问题并不复杂，被学术界反复讨论的“绿壁画”可以延续到西夏前期 ；回鹘风格洞窟壁画艺术与“绿壁画”之间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密切 ；游人题记的大量出现只能判断敦煌石窟整体的衰败和相应洞窟的时代下限 ；北区洞窟出土文物大量为西夏尤其是元时代的事实则充分说明到了元代莫高窟整体营建的停止。

位于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东侧，毗邻紫禁城的普度寺，曾是明清时期皇家扶持的重要佛教寺院。本文以普度寺慈济殿抱厦东南角的转轮经藏为研究对象 ：一方面，将其置于整座寺院的空间语境中，借助民国来华学者的文献记述与遗留老照片，钩沉该转轮经藏的内部构造与外部装饰 ；另一方面，通过对转轮经藏大理石压栏石刻图像的辨识与考证，并将其与雍和宫铜铸须弥山进行比对，发现普度寺转轮经藏是以立体构造的方式模仿佛教宇宙世界的缩微模型。

潮湿多雨的环境特征造成的石窟区“水害”成为威胁川渝石窟寺长期保存的重要问题。结合历史文献和崖面遗迹，系统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历代建造或修缮过程中所采取的传统治水措施，发现其已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水害”应对体系。研究表明，传统治水智慧的核心在于“依崖就势”的统筹规划与“多措并举”的组合应用。具体措施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阻隔”，通过修建保护性窟檐建筑、巧妙设计龛窟顶部形制及开凿内部涵洞等方式，物理隔绝水流对造像的直接冲刷 ；二是“导排”，在龛窟内外崖面、地面科学开凿截水沟、导水槽与排水暗渠，引导和排出无法阻隔的地表径流与渗流水 ；三是“巧用”，将部分难以根治的渗水点与造像内容（如“九龙浴太子”）或生活设施（水井）相结合，化害为景、为用。这些措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石窟群尺度上相互配合，构成了从崖顶到窟内、从阻隔到疏导的立体防水网络。深入研究和借鉴这些传统经验，对于指导当前石窟寺水害治理、贯彻 “整体规划、因地制宜、最小干预” 的现代保护原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艺术研究》以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观音造像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学术体系建构，深入阐释巴蜀佛教艺术兼容并蓄的开放性、题材图式的创新性与在地性、信仰实践的功利性与融合性等核心特征。研究综合运用美术史、考古学与量化分析方法，揭示观音图像程序的自由重组、地域风格的成熟及独创贡献。在此基础上，从微观视角透视文明交融史，彰显地域文化主体性，映照社会心灵图景，并为当代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