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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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观察·辽宁方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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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胶辽官话子尾词的分布与子尾的语音形式

  原新梅, 宋美华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11.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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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胶辽官话的子尾读音相对复杂。我们从6个胶辽官话方言点(长海、大连、丹东、盖州、杏树、庄河)1200个词条中筛选出各点所有的593个子尾词，分析比较辽宁胶辽官话子尾词的数量分布，发现数量分布和方言片、方言小片的划分没有直接关系，与方言接触、地理位置和行政级别有关，过渡性特征明显。子尾的语音形式比较丰富，既有单一的，又有二、三、四种的，可以归纳为大连杏树型、长海庄河型和丹东盖州型。除丹东、盖州以外，子尾的突出特征是零声母、元音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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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原方言单字调格局实验研究

  赵建军, 王诗语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2-17.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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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原市位于辽宁省北部，开原方言属东北官话区吉沈片通溪小片。前人对开原方言语音的研究，大多从传统语音学的角度出发。本研究采用实验语音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开原市新城街道8位发音人的语音材料，描写开原方言单字调格局，揭示开原方言声调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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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方言由“咋的”构成的反问系统研究

  张明辉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8-23.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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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方言中有一些由“咋的”构成的表达反问语气的疑问句式。这些疑问句式包括特指问、是非问及选择问三个大类共八个小类,其中每个小类都相应地表达了一种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反问语气，因此，我们从总体上将由“咋的”作谓语构成的疑问句所表达的反问语气从弱到强分为八个等级。“咋的”在沈阳方言中的这种独特用法是普通话中的其他疑问代词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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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方言和普通话双言者语言记忆依赖研究

  赵越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24-33.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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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言者是指既会方言又会普通话的人。本研究考察大连方言和普通话双言者在记忆提取过程中是否具有记忆语言依赖效应。采用2（线索词呈现方式：视觉呈现、听觉呈现）×3（记忆类型：同类记忆、异类记忆和混合记忆）×2（回忆的语言环境：普通话环境、大连方言环境）被试内实验设计，通过对大连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言者的回忆语言环境与事件发生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记忆提取线索词影响、记忆提取的年龄因素影响、记忆提取的反应时和记忆类型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考察双言者语言记忆语言依赖效应。实验结果显示双言者记忆依赖效应显著。方言和普通话记忆存储和提取的过程根据语言类别进行编码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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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方言研究综述

  刘颖, 刘殿旭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34-40.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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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方言是近些年来方言研究的热点之一。70多年来，辽宁方言在分区、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研究重心、视角、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领域还有待学者们后续跟踪分析。随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调查项目的深入开展，辽宁方言受到更多关注与重视，也为其他地区方言研究提供参考与启示。
  
历史纵横·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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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大势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徐成芳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41-48.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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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过去的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根本扭转中华民族命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长期面临强大外部挑战中正确应对国际国内大变局，持续递进地把握历史大势，成功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阶段性目标，迎来了向强起来的更高目标迈进的伟大跨越。所积累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大势、把握历史机遇；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顺应民心推动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总结经验，用党对历史大势的正确判断提升党的境界、推动社会革命；始终坚持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坚持开放的胸襟、学习的态度、向善的定力和向上的格局，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坚持走正路而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百年把握历史大势的成功密码，也将是未来继续取得更大成功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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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成就·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工作

  马桂萍, 韩育哲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49-55.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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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关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大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农”工作经历了革命时期成功实践、建设时期曲折发展、改革时期新进展、新时代全新实践等历史阶段。一百年来，党的“三农”工作成就卓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振兴乡村提供历史借鉴。
  
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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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主体辨析及其现实意义

  刘向军, 董夏伯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56-60.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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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辨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主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明确的指向性。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主体都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而绝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和各种敌对分子。明确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主体，对于我们准确宣传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凝聚中国力量，广泛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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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塞罕坝精神重要论述看习近平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意义

  刘晨晔, 蒋诗语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61-66.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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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六项原则，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新内涵。生态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勠力同心、勇于担当。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上不断为世界作出贡献。梳理习近平对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获得者塞罕坝机械林场创造的宝贵精神的重要论述，并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六项原则相互诠释，可以发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世界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各国携手攻坚克难的道路选择和全球系统治理的理念基础，必将成为破解全球生态难题的思想指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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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性源泉

  周育国, 黄宝成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67-71.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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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强国建设发端于人，旨归于人。人始终是文化的主体，既滋养于文化，更创造着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永葆“文化自强”，既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理性自觉，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实践指向，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增强文化自知、互鉴、交融的主体自觉，永葆文化强国建设主体的理性张力；坚定文化传承、高扬、创新的主体自信，夯实文化强国建设主体的内在定力；汇聚人类文明之精华，铸就中华文明的时代魅力，筑牢文化强国建设主体的内生动力。由此形成守正创新的强大主体力量，铸就现代化强国，书写中华民族新辉煌，引领人类文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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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基层领导班子政治建设的推进路径研究

  刘明杰, 宁欣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72-76.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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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领导班子政治建设摆在重要地位，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凝聚党的力量、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关键。基层领导班子建设是领导班子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新时代基层领导班子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党的建设总要求指导下，在政治理想、政治定力、政治立场、政治生活、政治纪律、政治能力等各方面协同发力，按照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团结型领导班子的要求全面推进，力求收到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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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的四重价值思考

  卜红双, 王春阳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77-81.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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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根基。“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的价值本质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政治原则和党性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的目标导向，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深入推进“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路径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向世界展现中国应对现代社会治理的人民立场和价值旨归。
  
法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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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私兴奋剂的定罪要件与罪数处断——以《兴奋剂犯罪司法解释》为中心的分析

  彭辅顺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82-89.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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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私兴奋剂的犯罪主体应包括单位。《兴奋剂犯罪司法解释》对于走私不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兴奋剂的行为，通过大幅度降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入罪数额标准使其入罪不妥。对于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兴奋剂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应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行为人走私兴奋剂后在国内出售该兴奋剂或者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考生在体育运动中使用该兴奋剂的，只要行为人先前以非法经营或非法使用为目的，就应以牵连犯从一重罪从重处断。走私毒品、制毒物品类兴奋剂不能一概以走私毒品罪、走私制毒物品罪定罪处罚,而应以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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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契约行为对刑事诉讼证明的影响——以认罪认罚案件为例

  夏红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90-96.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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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契约理念引入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改革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性探索的一部分。诉讼契约理念的嵌入引起刑事诉讼主生态系统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刑事诉讼证明亚系统的运行。诉讼契约理念嵌入后的新型刑事诉讼证明呈现出新的样貌。诉讼契约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贯穿全程，通过改变刑事诉讼模式重塑诉讼证明模式，诉讼证明模式从分立对抗转变为同向合作；基于庭审重心变化引起证明对象变化，证明对象由案件事实转变为契约要件；因循契约达成逻辑调整举证义务分担，举证义务分担由单边单向转变为双方共担。诉讼契约行为对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链锁式影响，或可导致证明目的的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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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时代法官思维之转变与法院工作之应对

  李晓艳, 毛淑玲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97-103.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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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开创了新时代科学研究的新形式，对法官的思维和法院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既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大数据促使法官的思维发生转变：由注重因果关系转向注重相关关系，由注重定性分析转向注重量化分析，由注重演绎推理转向注重概率与归纳方法的运用。大数据在推动法院审判与管理工作变革的同时，也给法院工作带来了挑战。大数据时代法官思维转变与法院工作应对之策是：法官应注重数据分析与客观实践的有机结合，整合与完善数据结论的证据规则体系；法院应加强信息系统的前瞻性开发与研判，应用大数据技术有效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
  
心理学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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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干预与抑郁症状调节：方法、机制及影响因素

  李松泽, 胡金生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04-110.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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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干预是为抑郁人群提供社会支持的一种方法，能够缓解抑郁症状，减少抗抑郁药物的过度使用，提高生活质量，可作为抑郁症治疗的辅助手段。目前，抑郁的团体干预研究主要涉及运动干预、认知行为疗法、音乐疗法等，这些方法从反刍与注意、情绪调节、自动思维与认知重组、自我效能与掌控感、生理生化等层面调节抑郁者的情绪状态，被认为是有效的、具有可行性的干预形式。其中，干预的任务类型、干预剂量与干预强度、参与者出勤率与动机水平都是影响干预效果的重要因素。为开发出更成熟高效的干预模式，未来研究应关注多种干预方法的整合，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干预形式,同时应注重文化因素的作用，并可进行多试点研究，提升标准化水平和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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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研究——以某高校2020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试为分析视角

  隋京欣, 杨智国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11-120.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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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大学生人格问卷UPI、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三个标准化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对某高校2020级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在学校层面开展普适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学院层面开展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充分应用测试数据，积极推广心理育人实践经验，从而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
  
教育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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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共生理论的大中小学体育课程一体化困境审视及优化策略

  姜 勇, 徐光建, 王海波, 张铎耀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21-128.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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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共生理论内涵及实践应用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大中小学体育课程一体化建设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审视：共生单元弱化，各级课程建设人员结构不合理；共生模式欠优，各级课程建设人员间共生互惠机制未建立；共生界面受阻，校、家、社三方不协同；共生环境不良，体育考试制度不健全。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关优化策略：强化共生单元,优化各级课程建设人员结构；优化共生模式,建立共生互惠机制；疏通共生界面，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完善共生环境，健全体育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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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学习视域下劳动教育的价值考量与路径选择

  李德显, 赵浩含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29-133.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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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知识为主要竞争力的新时代背景下，终身学习与劳动教育的时代定位相同、目标追求一致，并且理论与实践的完美匹配为二者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必要前提。劳动教育不仅是促使终身学习理念真正落地的重要载体，还是提升终身学习技能的必由之路。创设积极的劳动教学氛围、确保劳动实践活动“质”与“量”相结合、构建多维度视角下的一体化劳动教育内容，是在助力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的同时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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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提摩太的教育主张对清末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王静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34-139.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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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英国传教士以在华传播西学的主导者自居，积极推动晚清中国教育改革，李提摩太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位。面对当时中国危难的时局和蒙昧的民众，李提摩太通过发展教育的方式来挽救中国的时局和民众。他通过结交清政府的官员、著书、译著，以及出版报刊和参与学会等途径提出改革清末中国教育的主张：建立现代学校，变通教育章程，并借助山西大学堂的建立直接参与中国的新式教育运动。然而李提摩太参与的“西学东渐”因受制于其自身的宗教价值观和强烈的传教使命感，使得他对英国教育思想传播的客观效果与其主观愿望并不完全一致。
  
文学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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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诗经》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

  徐笑一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40-144.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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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通过赋、比、兴三种文学创作方法形象地诠释了先秦生态美学思想，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诗经》的“赋”即叙物言情，通过铺叙自然和人的外在美创造诗意世界；“比”即索物托情，以自然物比拟人的高尚情感，将人的审美情感形象化；“兴”即触物起情,借助自然物触发丰富的情感，将情与景融为一体。《诗经》借助赋、比、兴实现了人的审美情感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创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生生为美、物我相融的理想生态家园。从生态美学的角度，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挖掘《诗经》的生态美学思想，将还原一个美丽和谐的生态世界，彰显《诗经》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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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文本体例形式的构建及演进

  孙鸣晨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45-150.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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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的文本体例形式是整体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每卦均分为卦画符号、数字爻题、文辞三个部分。从发展的角度看，《易经》的文本结构形式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进：从卦画符号而言，其象征意义从具象向抽象发展，逐渐将深微的易理赋予符号之中；从文辞而言，由多重语料向稳固的形式、惯语发展；从数字爻题而言，则是将卦爻性质、位次按照简单明晰的方式代替原有的文字解释形式，更为明朗、有迹可循。在《易经》文本的编纂过程中，卦画符号、数字爻题、文辞三个部分虽然各有不同发展趋向，但是却能够保持主题一致性和篇章的整体性，在总体上推进《易经》的文本化理论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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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铁生创作论——从“根”和“寻根文学”的视角看

  于恬, 张学昕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6): 151-156.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210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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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铁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初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等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关于他创作的评论和研究，也是从这一时期逐渐展开。但直到今日，我们都很难把史铁生的创作进行“归类”。任何简单、粗陋的分类，必然会遮蔽他灵魂深处散发出的独特而深邃的思想、精神之光。多年以来，我们总是以自己的认知为中心去“安放”史铁生及其写作。其实，他从创作之初就对自己有明确的精神定位，他对人类困境的书写，是一场持续的寻根之旅，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 “根”和“寻根”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