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第10窟主室壁画的时代,学术界存在西夏与元两种观点,尤以西夏说为盛。西夏说的核心依据在于该窟的2件飞天乐伎所持乐器被指为西夏奚琴,然奚琴属于弹拨乐器,无弓,而壁画中的这2件乐器明显有弓。中原弓弦乐器的出现始于元代,由西亚传入。该窟壁画以蓝色为主色调,合于元代之尚蓝而悖于西夏之尚红;龙纹呈西亚龙纹凶猛风格,为元代所特有,与西夏具有温驯特点的中华龙风格迥异。该窟主室画框内有画师题记一则,记录了七位来自不同地方的画师于1341年在榆林窟绘制“秘画”,当即榆林窟第10窟之画,这些画后被铲除,应与画品中存在大量密教明王和明妃形象有关。各种迹象表明,榆林窟第10窟主室壁画应为元代之物。

宋金时期石窟铭文中出现大量工匠署名的现象,主要集中在陕北、陇东、川东地区石窟群。根据目前的调查,共统计到100余工匠姓名。这些史料反映了该群体的班底、结衔、身份等信息。通过考察分析认为,近世社会的历史转型使工匠在地位、观念与文化等方面有了大的变化与提升,这是署名之风兴起的主要原因。

南宋时期川东地区曾流行的柳本尊佛教对当地民间社会带来深刻影响,柳本尊事迹官方史籍鲜有记录,主要见于民间碑刻、造像记及地方志。其中以南宋立《唐柳本尊传》碑与“柳本尊十炼图”题记记事为详,余散见于明清碑刻和方志等。通过对上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为全面认识柳本尊的历史事迹及其社会影响奠定了基础。

《韦君靖碑》是反映唐末东川南部地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东川多次变乱下,韦君靖为代表的东川南部土豪阶层自下而上以武装割据的形式实现了政治上的崛起,建立了土豪主导下的地方社会秩序与治理体系,通过军政合一的地方体制,实现了主导乡里社会的政治需求。“尊君”与“守土”是土豪韦君靖集团生存策略和行为模式的表达,韦君靖利用刻石为载体,塑造自身“忠节”的形象,以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塑造集团凝聚力,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同时隐晦地表达了自身对于东川节帅的离心倾向。

涞滩二佛寺宋代摩崖造像以其宏大的规模，突出的禅宗和罗汉主题，以及造像与石窟建筑的高度整体性，在宋代摩崖石刻艺术中独具特色。本文在以往调查基础上，对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编组，补充完善了造像内容与相关题刻信息，并结合二佛寺下殿区域的考古调查成果，对造像年代进行了综合判定。其中，北岩大佛像的设计与建造完成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成为整个石窟寺空间布局与后续造像规划的核心基准。其余造像的规划具有整体性并分阶段逐步实施。造像主体部分应完成于南宋中晚期，集中于淳熙（1174—1189）至嘉泰（1201—1204）年间 ；第二阶段完成南岩主体造像 ；第三阶段集中开凿西岩中、上层造像 ；第四阶段包括西岩底层及北岩部分造像 ；第五阶段包括明清时期补刻。

将中国佛教仪式设想为永恒的、环境化的,甚至是一种非人类的活动,会引发一个悖论。毕竟,佛教仪式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在特定的道场内僧人为佛、菩萨、诸神等供奉一时的斋会。宋代的文献、造像和遗址表明,当时的信徒在时间、空间和行动能力概念上发展了极具创意的方式来扩展仪式的功效,大足石篆山便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文章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来思考石篆山的造像、石碑和景观如何共同发挥着行动能力以延长仪式的效力至永久。

四川安岳石窟是我国石窟寺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调查工作开展还远远不够,无法展示和体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安岳石窟内容总录》的出版极大地改善了这一局面。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部内容总录在田野调查方法、编写体例、成果刊发方式、工作组织形式等方面多有创新,可作为未来一个阶段中小型石窟内容总录编写的参考“样本”之一。

石窟寺是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其中数量庞大的中小型石窟长期面临系统性保护不足的困境，是我国石窟寺保护利用体系的薄弱环节。本研究选取大足石刻中小型石窟为实证样本，通过对大足石刻中小型石窟的多维价值体系进行详细阐释，结合当前这类石窟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其保护与利用工作需遵循的五点基本原则。此外，系统梳理了大足石刻研究院近年在中小石窟保护领域开展的创新实践，强调系统化策略不仅能有效应对中小型石窟本体脆弱性与管理碎片化等核心矛盾，更在价值阐释与社会功能激活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渗水是大足石刻保护过程中一直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但几十年来的治理工作效果难以满足保护需求。本次研究以常规的水文地质学理论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开展石窟摩崖水文地质特征研究,基本查清了大佛湾卸荷崖壁的水文地质条件。研究表明：在大足石刻摩崖区,无论是砂岩还是泥岩,在渗流路径中,均可视为相对隔水层;石窟卸荷带主要的渗流通道是层面及卸荷影响的构造裂隙,部分张开性垂直裂隙可能为阶地形成过程中,山体伴生的地层滑动形成;大足石刻宝顶山地层展布总体为水平方向,但四川期和华北期构造运动形成的东西迹向和南北迹向宽缓褶皱,对于非饱和卸荷带渗流影响非常重大;从石窟区的水质特征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的石窟摩崖环境下,远程渗流和近程渗流共存,地质作用和人为效应交织,构成了复杂的渗流体系,同时间接控制衍生的溶蚀、盐析等病害的发育;根据崖壁垂直卸荷效应,可以将石窟后方山体按崖壁高度进行分区,大于2倍崖壁高度为非卸荷区,1~2倍高度为卸荷影响区,1倍高度范围以内为强烈卸荷区;非卸荷区,以覆盖层、风化破碎层饱和孔隙流为主,而强烈卸荷区以非饱和、多层裂隙流为主;控制性的渗水裂隙既可以加剧局部渗水,也可以减弱周边渗水,需辩证认识张性裂隙的作用;宝顶山摩崖渗流体系存在相互跨越、越流补给等现象,形成具体的、复杂的动态渗流体。通过本次研究,为系统性,最低限度干预的大佛湾渗水治理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构建石窟崖壁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地物环境下的微水文地质条件模型提供了范例。

赵智凤是南宋时期的密教高僧,一次性建造大足宝顶山石刻,集中表现他的佛教信仰及其密教思想,尤其凸显其传承柳本尊法旨的川密特色,将十炼身、八证圣融入金刚界大曼荼罗,是对晚期瑜伽密教十方三圣观的本土化创发,也充分体现出供养成就的传统密教思想和即身成佛的中国密教思想特点。

南宋晚期柳赵教派在川东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造像活动,三类特殊的自创造像——柳本尊像、卷发人像、直发人像广泛分布于柳赵造像系统之中,集中反映出柳赵教派的组织结构。柳本尊像表现为形象固定的居士像,头戴东坡巾,身着交领衣,眇一目,缺一耳,断一臂;卷发人像的共同特征是头披卷发;直发人像则蓄着发丝笔直的齐耳短发。本文通过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三类造像,认为柳赵教派的构成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至高无上的本尊教主柳居直是教派领袖,精通佛法的高级信徒卷发人作为中坚力量,代表普通信众的直发人是根基所在。在柳赵教派理想的组织结构中,居士信众居于主导地位。柳赵教派在石窟造像中汇集了一批知名居士作为崇拜对象,维摩诘像被供奉于宝顶山小佛湾的佛坛之上,大佛湾、华严洞的重要窟龛分别展示傅大士、李通玄、杨杰的名号、形象和作品,这进一步体现出柳赵一系居士教派的特殊属性。

我国石窟寺大多以砂岩崖体为赋存载体,在自然环境影响下存在多种类型的风化病害,尤其是表面粉化剥落病害较为常见,特点是分布规模大、范围广,对砂岩文物表面历史风貌以及艺术欣赏价值影响极大,亟待探索可行有效的风化病害加固工艺。以北石窟寺表面粉化剥落病害为研究对象,针对表面粉化剥落病害依附岩体不同的表面形状特征,分别选用喷洒加固、贴敷吸附加固、滴渗加固三种工艺进行现场试验。通过系列试验得出喷洒加固的关键参数,验证贴敷吸附加固法下加固材料溶质的有效性,借助多种定性和定量方法评价北石窟寺砂岩在各加固工艺下的保护效果,明确表面粉化剥落病害在不同形态赋存空间下砂岩石窟寺加固工艺的适应性,其中喷洒渗透加固为基础性工艺,贴敷吸附加固和滴渗加固可与其相互组合,满足不同的加固需求。研究为探索石窟寺精细化防风化加固技术和加固效果评估提供了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章通过对宋代大足石刻中“淑明皇后”刻像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民间已形成以送子和疗愈眼疾为主要内容的淑明皇后信仰。明清以降,东岳信仰体系中的淑明信仰又有进一步的流变,送子和复明也成为东岳女神信仰的主要内容之一。

河北高碑店出土的证圣元年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迄今发现纪年最早的千手观音像,既有初唐的时代风格,又具地方造像特色。汉地匠师参照经文,借用既有的多臂观音图像,从本地造像传统出发,以白石为材,背屏、大像为式,并创造性地用浮雕数百只小手来表现“千手”。

大足地区常年潮湿，霉菌、细菌、地衣等生物容易生存繁衍，这给大足石刻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生物病害问题。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通过传统微生物培养和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对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摩崖造像的生物病害种类开展了鉴定和分类，并对其危害程度进行了调查与评估。实验室培养分离鉴定有 7种霉菌和细菌，分子水平测序则鉴定出已知的微生物多达 180 个属，包括细菌 80 余属、真菌 30 余属，囊括了细菌、真菌、病毒、寄生生物等 4 类。为有效预防和杀灭微生物，从而降低其对石刻造成的危害，我们通过实验室验证和应用效果评估相结合的方式研发并筛选出石刻生物病害防治剂。对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摩崖造像实验样区进行持续观察和检测表明，实验组霉菌、藻类、苔藓等生物病害发生现象明显小于没有经过处理的对照组。经过 6 年的持续跟踪调研，生物病害防治剂的应用效果良好，有效作用时间可达 3 年，具有抑制霉菌、地衣、细菌等的作用，超过 3 年后抑制效果开始下降。

202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大足石刻研究院主办，潮湿环境砂岩石窟保护与数字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大足石刻研究》编辑部协办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计划——2025 年石窟国际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重庆大足举行。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洪都拉斯、马尔代夫、苏丹等国家的青年学者围绕“保护传承·创新共生”这一主题展开高水准讨论。

12 世纪末，自柳本尊佛教在长江上游的川东兴起以来，该教将“设像行道”作为向民间渗透的重要手段。《圆觉经变》是宋代中国佛教艺术中比较流行的题材之一，柳本尊佛教对这一题材的借用，一方面，反映了该教对时代宗教文化和信仰思潮的追随；另一方面，体现了该教在民间传播过程中对确立自身内涵的重视。

千佛岩摩崖造像主体开凿于明永乐元年至十年（1403—1412），是大足石刻年代标尺清晰的明代早期小型石窟。造像 14 龛，主要题材以净土信仰为核心，包含十二光佛、西方三圣、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千佛、地藏、观音、过去七佛等。该处造像对完善大足石刻造像序列，研究明代川东地区净土信仰传播、民间佛教艺术以及巴蜀石窟转型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足宝顶山石刻现存《唐柳本尊传》碑一通，在大足和邻近的安岳地区有以柳本尊修行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十炼图”造像 3 处，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唐末密教居士柳本尊的修行和传教情况。柳本尊为唐末时期修行密教的居士，专修大轮五部秘法，擅长以符咒等宗教手段治疗疾病，在当时的川西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柳本尊的医疗和传教活动展现了唐代以来僧人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借医弘教的现实情形，反映出唐代以来佛教医学发展和地方宗教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我国70多年的石窟保护历程,既见证了科技进步对石窟保护利用所起到的关键引领作用,也见证了我国石窟保护理论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石窟保护的复杂性与保存环境的多样性,既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更需要系统建立保存物质性和保持文化性的方法和技术,以形成一个综合、系统、多学科的石窟保护理论和技术体系。国家对文物保护科技的重视和“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项目的建设,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

重庆是宋代著名的西南地区文化中心之一。缙云山的冯时行及其创办的缙云书院则是川东地区的代表。本文梳理了冯时行的研究史,整理了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学方面,对他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他保宋反对投降的思想,而作为重庆易学大家,他的易学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佛道思想也没有做系统的考察。实际上冯时行一生都没有离开佛道思想,他能够安恬缙云山,与他的出世思想有一定的关系。最后,联系太虚大师在抗战时在重庆缙云山创办的汉藏教理院,重新恢复缙云书院,将世界优秀的文化纳入到缙云文化,创造出新的特色时代文化,是不失时机地一个好想法。

龟兹国佛教遗存中的中心柱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线数量之多已经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同类石窟数量的总和,是这一地区佛教建筑的基本形制,我们称其为“龟兹类型”中心柱窟。以往研究认为,“龟兹类型”中心柱窟是印度支提窟向中原北方地区塔庙窟演化过程中的一环,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借由建筑、装饰布局及题材内容三个不同角度,本文对典型的“龟兹类型”中心柱窟克孜尔第171窟,以及中原北方地区典型的塔庙窟云冈第1窟进行了比较,认为两种类型洞窟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龟兹类型”中心柱窟也并非由印度支提窟影响而形成。三个地区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石窟建筑传统应归因于三地之间的宗教信仰、仪式实践和地方建筑传统的差异性。

大足小佛湾毗卢庵造像是一个简化和改造的金刚界大曼荼罗,以五方五佛、四维四波罗蜜构成内院九尊,与晚唐以及宋元时藏传寺窟、敦煌西夏窟壁画一致,但增加上下方二菩萨。外院诸尊以柳本尊行化十身、见证八圣以及八大明王构成,其中行化八身象征八大供养菩萨,与见证八圣构成十六尊,分布四方,以替代十六大菩萨之数。行化二身分布上下方,与内院上下方二菩萨相应。八大明王包括四摄明王、四护明王,共成八大护法。窟门、窟顶、窟外造像为外金刚部,上部145尊坐佛象征贤劫千佛,下部20尊天王、明王象征十方外金刚。毗卢庵金刚界大曼荼罗造像表现赵智凤由凡入圣、以身供养、即身成佛的瑜伽密教思想和川密风格,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

宋代昌州为上州、军事州，辖下大足、永川、昌元三县均为上县，按照两宋地方行政体制，应有知州、通判、州学官员、幕职州县官等地方官员。本文以两宋史籍及大足石刻铭文为线索，对昌州地方官员进行了梳理，试图简要构建宋代昌州地方官员职官体系与职任表，列出实际任职过的知州 27 人，通判 3 人，州学官员 5 人，幕职诸曹官 16 人，县级官员 16人，酒官 1 人，还有其他州县官员 9 人，总计 77 人，但因何光震以县令身份权签判而重复计算，故而最终梳理出昌州地方官员 76 人。

2024年12月4—7日,由大足石刻研究院主办,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协办的“2024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足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意大利、日本、柬埔寨、新加坡、尼日利亚、卢旺达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25名专家学者齐聚大足,共同探讨国际化视野下的大足学研究与石窟寺的发掘、保护、利用工作。

重庆市江津区朝源观遗址三清殿石窟现存造像5龛。造像题材明确,有三清、孔子、庄子、释迦、尹子、五岳五天圣帝、五老五炁天君等。通过对造像题材、风格的分析比对,结合遗址建筑年代和铭刻材料,推断造像年代为清代。三清殿造像为辨识川渝地区清代造像的题材和年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反映了清代全真道龙门派在西南地区的流布,也为研究明清时期的三教融合信仰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陈家岩石窟位于重庆市大足区金山镇天河村6组,共4龛窟,主体开凿于晚唐至宋,为佛教题材。其中,第1窟为平顶方形大窟,内刻三佛、十二圆觉菩萨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其内容丰富,雕刻精美,对研究川渝地区同类题材具有重要价值。

北齐佛像与刻经均取得显著成就,具有鲜明独创性与转折期特点。其窟像不同于北魏之秀骨清像,也区别于唐代的圆熟完整,呈现出雄强厚重与多元的独特风格。如邺都响堂山石窟中塔形窟和青州出土的窖藏佛像,分别体现皇家气派与天竺艺术之影响。北齐石刻佛经亦是融合传统与外来文化,为大规模刻经的初现。本文通过综合分析石窟、摩崖刻经及单体造像,首次将北齐造像与刻经艺术综合划域分区考量,既划分出其各自地点区带的内容与形式特色,又可见其中区别与联系。展现了北齐佛教艺术多元化的成就。

大足石刻是川渝石窟的杰出代表。过去,学术界对大足石刻的调查及资料整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大足石刻研究院新近出版的《大足石刻总录》分三卷完整介绍了大足区境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所有75处石窟和摩崖造像,刊布了高清图片,并充分吸纳近40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大足石刻研究的重要新成果,为大足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大足石刻全集》（《大足石刻考古报告集》）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勘察记录全面,传递信息准确丰富;二是编写循序渐进,基础工作扎实;三是资料刊布全面,内容丰富多样;四是体例结构合理,文字图像并重。该部报告的出版,是中国考古学界和中国出版界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重要石窟单位的考古报告的编写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龛寺摩崖造像开凿在潼南区新胜镇南刊村寨子坡下台地中一巨石之上。共发现 11 龛，主要题材有佛教的地藏、观音、西方三圣，道教的天尊、玄武大帝等，造像可分为 4 组，根据各组特征和纪年，推断开凿始于中晚唐，复兴于南宋时期，明清时期余绪仍存。南龛寺摩崖造像题材丰富，样式独特，造像年代跨度长，且遗存重要碑刻题记，对潼南地区乃至川渝地区的石窟寺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宝石山摩崖石刻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宝石山，现存摩崖龛窟 23 个，摩崖造像 29 身，另有 11 处摩崖题刻。2021 年至 2024 年，笔者对宝石山摩崖石刻的龛窟、造像、题刻等内容进行详细调查，发现多处未见于历代记载的北宋题刻，由此对宝石山摩崖石刻重新进行了断代和分期，判断其始刻于北宋，并在元明清至民国历代持续开凿。因其年代跨度大，造像题材丰富，题刻内容多样，是杭州西湖摩崖石刻中的珍贵案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高校、科研机构迁至四川、重庆、云南等地，众多学者亦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西南地区。中国营造学社在这期间开展了“川康古建筑调查”活动，对川渝等地的石窟造像进行了考古调查。抗战结束前夕，大足石刻考察团首次对大足石刻进行了考古调查，认为其“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这一时期的系列考古调查活动是我国学术界首次对川渝石窟开展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调查研究，亦是民国时期中国石窟考古的一次重大事件。其调查内容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宝贵资料，并为后来的川渝石窟考古奠定了基础。

一里寨摩崖造像位于资阳市雁江区东峰镇，紧邻交通要道。现存 41 龛佛教造像，分早晚两期开凿。早期造像多使用宽阔平整的崖壁，常见大中型龛，题材丰富，年代为 8 世纪下半叶至 9 世纪上半叶 ；晚期造像多依附于大龛的外龛侧壁或零散壁面，以小型龛为主，题材单一，年代为 9 世纪下半叶至 10 世纪初。前后时期造像题材的转变与四川地区自唐末五代开始的佛教信仰变革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造像区崖壁上众多的榫孔和沟槽遗迹反映出历史时期不断有信众为开凿和保护石窟做过各种努力，体现了佛教信仰在当地民间的延续性和传承性。

潮湿多雨的环境特征造成的石窟区“水害”成为威胁川渝石窟寺长期保存的重要问题。结合历史文献和崖面遗迹，系统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历代建造或修缮过程中所采取的传统治水措施，发现其已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水害”应对体系。研究表明，传统治水智慧的核心在于“依崖就势”的统筹规划与“多措并举”的组合应用。具体措施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阻隔”，通过修建保护性窟檐建筑、巧妙设计龛窟顶部形制及开凿内部涵洞等方式，物理隔绝水流对造像的直接冲刷 ；二是“导排”，在龛窟内外崖面、地面科学开凿截水沟、导水槽与排水暗渠，引导和排出无法阻隔的地表径流与渗流水 ；三是“巧用”，将部分难以根治的渗水点与造像内容（如“九龙浴太子”）或生活设施（水井）相结合，化害为景、为用。这些措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石窟群尺度上相互配合，构成了从崖顶到窟内、从阻隔到疏导的立体防水网络。深入研究和借鉴这些传统经验，对于指导当前石窟寺水害治理、贯彻 “整体规划、因地制宜、最小干预” 的现代保护原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邛崃花置寺摩崖造像第 6 龛是四川地区少见的唐代大型千佛造像。龛内保存的《花置寺造像记》在传刻过程中出现多处讹误，特别是“无量寿佛”被误刻为“无量诸佛”。根据造像记，花置寺第 6 龛是由长安章敬寺上座僧采与邛州白鹤寺道应协同开凿而成的，故而龛内造像的题材和样式兼有长安和四川两地的特征。就宗教意涵而言，考虑到僧采与净土四祖法照曾共处章敬寺，推测花置寺第 6 龛可能与“五会念佛”有关。透过花置寺第 6 龛，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唐代四川与长安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雷玉华教授团队的《中国南方石窟窟前建筑的考古学研究》打破了石窟寺保护工程与考古学、石窟寺艺术研究互不交流的传统，以交叉学科的方式系统梳理了中国南方石窟的分布、特征和重要价值 ；以川渝地区为重点，运用考古学方法，对中国南方石窟窟前建筑、遗址和历代保护性设施等进行了考察分析 ；重释了南方石窟的 “原生状态”，解码崖面遗迹的多重意义。该成果弥合了学术与实践的鸿沟，填补了中国南方佛教石窟窟前建筑及相关遗迹调查的空白，重建了南方石窟及摩崖造像保护性设施的历史档案，提出了今天中国南方石窟保护性设施建设的诸多建议。

针对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北崖研究区域内存在裂隙发育的情况，采用高密度电法与主动源面波法开展地球物理探测，精细刻画裂隙发育情况。研究区域的砂岩质岩体受构造运动与风化作用的影响，裂隙发育显著，威胁石刻本体的稳定性。通过高密度电法测量电阻率分布，识别含水裂隙带，并结合主动源面波法反演剪切波速度场，可以有效评估裂隙的发育程度。结果表明，高密度电法能够准确刻画裂隙的位置和形态，主动源面波法则有效验证了深部岩体的完整性。这两种方法的协同应用，显著提升了裂隙表征精度，为危岩体稳定性评估及后续工程干预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法宝寺摩崖造像位于眉山市东坡区万胜镇天乐村。现存佛教造像34龛,主要题材有三佛、华严三圣、千手观音、白衣观音、万菩萨、十六罗汉、毗沙门天王、提头赖吒天王及维摩诘经变、药师经变、千手观音经变等。造像可分为4组,根据各组特征和纪年,推断开凿于中晚唐至前后蜀时期。该处造像对完善岷江流域石窟造像序列,探讨成都佛寺绘塑作品与周边石窟造像的关系和四川盆地内部佛教艺术的传播路径等,具有重要价值。

石窟寺作为重要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类型,是中国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集中体现以及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但长期受到水的侵蚀损害,其中裂隙渗水的影响尤为严重。针对我国南方潮湿地区石窟寺裂隙渗水探查评估与防治技术的迫切需求,本文系统梳理了裂隙渗流探测技术、裂隙渗水病害机理研究、裂隙渗水治理与调控技术、治理效果监测与评估技术以及治理技术示范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工作提供参考。